现在腐败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经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是长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能会面临严重问题，同时我们会面临关于政权合法性和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挑战。

几年前我做了一项关于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研究，依据调查做了推算，发现占城镇居民家庭数10%的最高收入家庭，他们的人均收入在统计中有大量遗漏。按照统计数据，这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而我们推算的结果是9.7万。据此推算，全国居民收入的遗漏大概有4.8万亿。为什么这部分收入统计不到？因为入户调查完全依赖个人提供信息，如果个人不愿意提供这个信息，是调查不到的。问题在于这部分收入中，可能大部分是“灰色收入”；也就是说，或者是介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间，但制度上没有明确界定的收入，或者实际上是非法收入，但无法认定。

我们目前还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结果。但初步看，这部分隐性收入还在继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相当快。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和权力有关的寻租行为上面，这可能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我们方方面面还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制度有不健全的地方，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漏失，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利用权力寻租或者获取垄断收入等等现象。这些问题说明了我们现在财政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方面，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多、漏洞相当多，迫切需要改革；也是因为长期以来，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正式地提上日程。

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每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都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我认为是远远滞后的。特别是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上是滞后的。这恐怕是造成大量制度漏洞，从而造成了收入分配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导致什么结果呢？在几年前的研究中，我推算实际上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不是统计数据上的9倍，而是21倍。全国居民按10%分组，高低差距是55倍左右。现在按新的数据看，可能差距更大了。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有重大的漏失。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收入差距再扩大，无非是资本回报拿得多，劳动回报拿得少；但这还有一个合法的理由，就是你投入了资本才能得到资本回报。我们现在面临的收入流失，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而是权力的回报，是制度漏洞造成的结果，它对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正常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

第一个方面的危害，我们现在经济上的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现在结构上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内需不足、消费过低，原来增长靠投资拉动、靠出口拉动，从金融危机开始，出口拉动这个支柱已经靠不上了；而单纯靠投资拉动，问题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失衡，造成越来越多的产能过剩。因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不匹配，消费增长慢，GDP增长快，投资更快，因此生产能力扩张后找不到出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35%了，在过去十年中降幅非常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能保证的，原因在于经济丧失了动力，缺乏有效需求来拉动。而消费过低，和收入分配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有分析认为居民储蓄率没有提高，储蓄率高主要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这是依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但如果看不同的数据，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你看城乡居民调查数据，城乡居民的储蓄率加权平均计算，从1990年到2008年已经从15%上升到接近30%了。而这个储蓄率实际还是低估的，因为它漏掉了很大一部分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漏掉了很大一块储蓄。实际的储蓄率还要更高。

再比如看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过去十年中，居民储蓄存款从五万亿上升到了二十万亿，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上升的幅度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涨到了原来的四倍以上。而同期GDP只涨到原来的三倍多，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涨到原来两倍多。这说明储蓄率，包括居民储蓄率在内，是在不断上升的。为什么居民储蓄率会不断上升？很简单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把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储蓄率做相关分析，会发现是高度相关；也就是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基尼系数代表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越大，意味着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也越快，因此他们的高储蓄率拉升了平均储蓄率。因此现在面临的内需不足，是需要调整结构，其实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

另一个方面的危害，除了在经济方面导致结构失衡以外，是在社会方面，导致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导致大家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分歧。过去改革是全民共识，现在对改革到底是该进还是该退都搞不清楚了，整个社会思潮是严重冲突的、混乱的，反改革的思潮越来越盛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长期延滞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解决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消除产生垄断、产生腐败、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性原因，导致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导致社会公众对过去改革的质疑和反弹。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中首要是财政体制改革，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要促进形成全民的共识。首先要建立规矩，要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要提高制度和管理的透明度，而且要取得社会公众的监督。如果没有社会监督，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能阻止腐败，也不能阻止寻租行为。所以，我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都有赖于改革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