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7月26日中信出版社《中国经济十年增长展望》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牺牲长远增长保6.5% 得不偿失

总体上说，未来所谓L型的走势，我是赞成的。那么L的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6.5%就是底了？在这点上我是有疑问的。个人感觉未来6.5%的底很可能保不住。或者说，要保证平均6.5%到2020年，可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很难完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去保它？是不是我们可以牺牲长远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去保短期增长？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恐怕还是要以更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为重。短期增长达不达到目标，我认为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要付出长远增长的代价去保短期目标，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二、如果现在发生和日本类似的情况,现代化的梦还能实现吗？

另外，我觉得未来实际上增长的不确定性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轨迹？我们是不是就进入了中速增长的阶段？我觉得似乎还不一定。

我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杠杆率究竟降不降得下来？我们现在虽然政策目标是去杠杆，但是杠杆率一直在上升，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上升到什么时候是个结果？上升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碰到的情况，对我们会很有参考价值。

80年代后期，日本为了对付日元升值，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想刺激经济，通过宏观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大幅度上涨，迅速出现经济泡沫，短期内出现过度繁荣。当时似乎日本全社会都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地价是只可能升不可能降的，一时之间是一个神话。但是从90年以后开始，泡沫破灭，地价和股市大幅度下跌，大量的居民和企业破产倒闭，很多银行破产倒闭。从90年以后到现在25年，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超过1%，可以说是长期萧条。

对于日本来讲，这种长期萧条并不是一个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日本在发生泡沫破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了，当时的美元基价已经是人均2.5万美元了，我们现在只有7000美元，还是按现价来计算的。

如果我们现在发生和日本类似的情况，那我们现代化的梦还能不能实现？恐怕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此，在杠杆率能不能降的问题上，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现在的货币增长率和前几年相比是明显降低的，但和GDP增长相比是显著偏高的。2015年GDP增长只有6点多，M2增长是13%以上，两者差了一倍。M2是GDP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够说它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是不认同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有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我们降杠杆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认为是不能实现的。那么未来的金融风险怎么办？泡沫会不会继续变大？会不会有泡沫破灭的那一天？破灭以后经济会陷入什么状况？我们有没有这个准备？我觉得需要认真考虑。

三、接下来要做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调结构

要保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除了杠杆率的问题以外，恐怕还有若干结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疲软，其实关键的问题是结构失衡，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我们的GDP中消费率曾一度掉到50%以下，现在也不过刚刚超过50%，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消费率整整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而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我看来，如果消费率不能从现在的52%左右恢复到65%左右，那么我们的结构失衡是调不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要降下来，消费率要回升，至少要回到60%多，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有很长时间，增长是靠外需拉动。我们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我们的生产能力在急剧扩张，但是扩张的生产能力到哪去找市场变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一度靠20%多的出口增长率来解决需求拉动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出口变成负增长，我们再不靠内需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在哪呢？企业的东西到底卖给谁？变成了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要解决内需问题，光靠投资拉动，实际上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投资率越来越高，储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结果就是越来越拉不动。关键的问题就是：靠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短期政策，并不是一个长期政策。长期政策如果靠投资，或者靠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就是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中长期却扩大了供给。因为一个投资项目开工的时候扩大了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等等材料的需求，一旦你的项目完成了，你的供给就扩大了。下一步的供给又靠谁来拉动？总不能不断地靠扩大投资。

当然我们可以说搞基础设施投资，不搞生产性的投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扩大政府投资的时候已经拉动了不少生产性投资，有一些是政府直接投资的，有些是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带来了那些投入品的短期需求扩张，刺激了社会投资。就像2010年面临的情况，为什么后来的钢材、水泥产能过剩那么严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宏观政策刺激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靠这种刺激投资的政策来拉动经济到底还有多大的空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我们的资本产出率在不断下降，增长越来越拉不动了，这套宏观政策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明显越来越弱，越来越无效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就是调结构，而调结构不使消费率回升到60%多，不使储蓄率和投资率切切实实降下来，那么这个结构恐怕很难调整。而要实现这个结构调整，不是所谓的刺激老百姓消费，刺激是刺激不起来的。恐怕更关键的问题，首先是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政府把支出结构的重点从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支出，转向更长远的民生支出。比如说去解决那些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解决公共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短板，解决2亿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里长期没有城市户口，长期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消费率靠什么回升？升不起来。我们靠什么拉动经济增长？老百姓不消费，蛋糕做大了，消费反而变小了，那么我们长期靠什么来拉动经济增长？恐怕是拉不起来的。

因此在我看来，保不保得住6.5，不是一个关键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失衡能否调过来。如果能调过来，我们的长期增长还是有潜力的，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而且我们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这些结构调整做不到，特别是和结构失衡相关的那些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改革如果不能有效推进的话，那这些目标恐怕长远来看都有可能泡汤。

（作者：王小鲁；编辑：李大白、张宁,腾讯思享会稿件）

文章原题为：到2020年很难保证平均6.5%的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