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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改革

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改革

(《21世纪网》2013.1.28)

《21世纪》:日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8年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2012年回落至0.474。统计局的数据照例受到质疑,有民间统计2012年基尼系数为0.61。您如何看待统计局公布的这一数据?

王小鲁:基尼系数的大小取决于调查样本。西南财大的计算,只看到了简单的报道,样本量大小、抽样方法、调查方法等情况都不了解,不好评论。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根据的是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样本,样本量较大,地域分布包括了各省市、自治区,采用了随机抽样方法。总的来说调查方法应该是规范的。但是该调查数据可能会因高收入样本存在的两个问题而产生偏差。

一个问题是很多高收入居民不愿接受调查,所以在抽样过程中对高收入居民的样本可能会有较多遗漏,使样本发生偏差。另一个问题是样本数据本身的可靠性问题。统计局采取的是居民自己填报的收入数据,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核查,这可能会产生较大遗漏。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居民来说,收入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不突出,但是很多高收入居民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收入,因此所填收入偏低,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因为目前少数人拥有大量灰色收入或者非法收入的情况非常突出,这就导致数据不反映真实情况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两个问题只要有一个没有解决,就会导致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的偏差。我过去的研究发现,这个样本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数据是严重偏低的。因此根据该样本计算的基尼系数显然也会偏低。但是究竟低多少?现在还很难准确判断。我计算过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偏差,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计算基尼系数。因为后者需要以一个更有代表性、更全面、数据更可靠的大规模调查样本作为基础。而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当然,尽管数据有缺陷,公布出来就是一个进步。统计局的数据比较稳定,用来观察收入差距的历年变化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尽管存在低估,但数据本身还是反映出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21世纪》: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去年曾表示,基尼系数无法发布是因为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难以获得,测算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偏低。灰色收入、隐性收入、隐瞒财富可能是收入调查中最困难的部分。然而这些应该是国际上其他国家也同时面临的问题。您认为如何能够尽量避免统计失真的问题、完善基尼系数的统计方法?

王小鲁:是的,现在尽管发布了数据,但上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其他国家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不健全,其居民收入的统计可能偏差较大,高收入群体收入数据偏低的现象可能相当普遍。相对来说,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制度比较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会好得多。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政府管理方面都有一套比较严格、健全的制度,老百姓对政府能起监督作用,因此腐败现象较少,制度漏洞较少,绝大部分收入都能暴露在阳光之下。所以,这些国家的统计更接近真实。越是制度不健全、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统计偏差问题就越大,基尼系数的可靠性就更值得质疑。

关于统计失真,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能使统计数据更加真实?第二,如何杜绝大量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

关于第一个问题,要求改善统计方法,目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困难,但是可以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既然高收入样本存在较大缺失,就可以对遗漏程度做出估算,之后可以相应地补充、增加高收入样本。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真实性问题。对此,我们目前只能通过改变调查方法和进行间接推算等方法来进行对照检查,发现统计数据存在的偏差。我过去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制度问题而非统计问题,涉及到我国很多方面的体制,比如财政制度、垄断行业管理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等等。这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制度,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和制度约束,减少公共资金流失、减少腐败和灰色收入。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并解决统计失真的问题。

《21世纪》: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回落的,您认为连续四年基尼系数回落是否呈现一种稳定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基尼系数回落的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工资增长较快,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较快。随着这些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使得过去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得到转变是可能的。但是由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未能真实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还很难判断收入差距是否真的缩小了。

因此尽管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还很难认为已经形成了收入差距稳定缩小的趋势。一方面,未来工资水平能否继续快速增长还取决于市场状况,并不是单靠政府推动就能保持工资持续快速增长。如果政府推动超过了企业承受能力,还可能适得其反。农民近年来收入增长较快也和这几年的惠农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有关,但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腐败现象、制度不健全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目前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目前还很难断定未来基尼系数一定会保持回落的趋势。未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取决于能否推动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这些领域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解决,未来收入分配问题很难持续改善。

《21世纪》: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而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在0.5上下徘徊。我国近十年的基尼系数连续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您认为这是否仍然警示着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王小鲁:目前的基尼系数虽然可能偏低,但还是反映出我国的收入差距一直过大,而且过去很长时期内是呈扩大趋势的。就已公布的基尼系数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相当大的。

谈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两类影响因素与之相关。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政局动荡、政策摇摆、不断爆发尖锐的社会冲突等,这些情况在拉美国家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表现得很突出。这会影响正常经济增长甚至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高储蓄、低消费。当前我国国内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而且过去十几年内这一比重不断下降。这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更多依靠出口或者政府投资来拉动增长。但是,看国际市场的形势,中国的出口很难继续维持过去每年增长20%以上的趋势,继续依靠超常增长的外需来拉动经济是不现实的。而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当前各行各业普遍出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投资过度的结果。无论是继续扩大政府直接投资,还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都会使当前的产能过剩局面进一步加剧。在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情况下,继续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会加重结构失衡,这种发展途径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效率越来越低,甚至走向停滞。所以,如果当前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失衡的状况不改变的话,中国有很大的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采取连续提高最低工资和企业养老金标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起征点、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等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进度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一直未能出台。在改革呼声很高的今天,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如何破题,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王小鲁: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体制问题,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能解决的。现在大家关注的提高工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等,只是收入分配问题中的一方面。。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靠更全面地推进体制改革,这涉及财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垄断性行业的管理体制、土地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更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才可能根除腐败,实现公平分配。现在体制改革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轮廓,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决策层有推进改革的意愿和决心,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

《21世纪》:一般来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被概括为“提低、扩中、限高”。在这三个方面,目前达成的效果分别如何?又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应当如何进一步推进落实?

王小鲁:我不太赞同“提低、扩中、限高”这个提法,这一说法不合适也不准确。首先,合法合理的高收入需要限制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是收入分配不公,大量的灰色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得少数人暴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造成收入差距过大。这些现象不是靠限制合法高收入能解决的,不能张三犯法,让李四顶罪。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坚决的反腐败措施。而更根本的反腐败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形成政府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让老百姓监督政府的一套制度。

一般讲“限高”,很容易让人误解。比如企业高管的高薪,如果是靠积极的经营管理、靠企业在市场上的成功取得的,就是合法的、正当的,没有必要限制。当然如果有的国企经营状况很差,但是管理者仍然拿很高的薪酬,或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拿高收入,就是一个问题了。因此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不应一般地讲“限高”。

所谓“提低”,笼统的讲也不合适,因为工人工资、农民收入都不是政府想提就能提高的。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工资水平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起调节作用。近年工资增长较快,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关系,但基本原因还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这个变化,想让工资上涨也不现实。如果提得太快,有时会适得其反,超过了企业承受能力,会造成企业被迫裁员,甚至亏损、破产,这样一来会造成大量失业,反而会影响收入分配。

在市场经济国家里,对低收入居民和弱势群体,政府能做的事,主要是完善基本社会保障,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到每个人。同时改善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低收入居民和弱势群体。实际上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大部分发达国家现在收入差距都比中国小很多,这种收入差距的缩小不是靠政府推动涨工资实现的,而主要是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靠这些制度,才能实现劳有所得,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在这些方面,近年来我国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还有很大缺陷。例如,大部分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且受到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这些制度是需要尽快改革的。

此外,另一个方面,政府有责任改善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减少垄断,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合理分配,让大家共享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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