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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的现实,中国继续放松货币是“稳增长”的政策首选吗?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中国目前并不缺流动性,价格下行是产能过剩的结果,并不是真正的通缩。如果继续放松货币只会加剧股市和楼市的泡沫,无助缓解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中国应该吸取前一轮扩张政策的经验教训,虽然短期的货币扩张政策有刺激投资的作用,可能会有一时之效,但同时带来的是房市或者股市泡沫,造成大量遗留问题。

    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扩张常常对供给的刺激大于对需求的刺激,短期效果过去之后促成更大的供求失衡,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楼房空置、中长期增长乏力。基础设施也有不少闲置和缺乏效率的情况。这不利于中国调整结构的中长期目标。

    他认为,这种情况也与政府行为有关,说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说要扩大投资,各级政府都有积极性;可说到扩大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常常听到的都是钱不够。都热衷于扩大投资拉动内需,难道改善公共服务就不能拉动内需吗?”

    他表示,目前中国面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政府与其大量投资,不如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加力,投资与人力资本,改善社会保障,促进收入分配状况好转。后一类政策有利于实现结构的再平衡,对经济是长远利好的。

    中国周二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已连续三年多为负,也使得通缩忧虑加剧,降息降准等货币松动政策呼声继续升温。

 

    **过度刺激不利于结构调整和未来经济增长**

    这位多年深耕于宏观经济领域多年的专家进一步解释,应对经济下行的办法有两类,一类是货币信贷扩张和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这类刺激政策可能把短期增长率拉高一点,但从中长期看,前者会促成泡沫和大量不良债务,后者会加重产能过剩,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反而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

    另一类办法效果可能慢一些,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中长期经济增长。这主要是针对居民消费比重过低、公共服务不足、社会保障未实现全覆盖的情况,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社会保障,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他不无忧虑地指出,虽然本届政府说过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但怕就怕在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求刺激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宏观调控的思路在不知不觉中重回老路。

    “中国股市本轮从2,000多点拉升到目前的5,000多点,与近期流动性加码的货币政策松动有关。说明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促成泡沫,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反而从实体经济吸引资金用来炒股。一旦泡沫破灭,会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他说。

    2014GDP名义增长率为8.2%,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2.2%,高出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2015年一季度GDP名义增长率同比增5.8%,而M2增长11.6%,差额扩大到近6个百分点。

    从贷款看,去年全年增发人民币贷款9.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已增发人民币贷款4.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发1.2万亿元。

    他认为,这说明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相当宽松。加之连续出台的降准降息以及其他政策定向投放,显示货币宽松程度还在继续扩大,实际上已超出原来稳健货币政策的范围。

    货币投放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催生股市泡沫,以512日的收盘计算,沪深A股市场2,688支股票中已有近千只股票市盈率过百,127只市盈率过千;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达到了122,市值已经明显虚高。

    “不仅股市,目前一些城市楼市的快速升温也值得警惕。如果货币政策继继朝着宽松方向走会很危险,上一轮扩张政策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窟窿还没有填平,再来新一轮扩张,一旦泡沫破灭,会严重伤害实体经济。”王小鲁不无忧虑地称。

    沪综指本周一续创逾七年新高,3月份以来累积最大升幅达54%,上证A股当日成交13,042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天量。目前沪深两市成交额动辄接近2万亿,A股的流通市值约60万亿元左右。

 

    **调结构更应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投资**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仍大,但在王小鲁看来,越是这样的时候政策的选择越要谨慎,政府扩大投资的行为更要慎重,尤其要吸取上一轮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后导致的产能过剩加剧,债务负担沉重的教训,侧重选择改善收入分配和消费的政策,如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解决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更根本的扩大内需,虽然短期可能不如把钱花在投资项目上对增长的作用见效快,但纠正了结构失衡,增强了内需,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王小鲁认为。

    他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也是有缺点的,它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简单看做可以完全替代的关系。实际上这只在短期成立,长期一味扩大投资,必然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他分析指出,目前全口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居民消费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在下降,已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45%-50%,降至目前的36%。而总储蓄率却由80-90年代的40%以下上升到超过50%

    因此内需不足是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储蓄率过高,政府就要刺激投资,但结果导致产能扩张快于消费增长,供过于求的结构失衡更难以改变。政府支出大量用于投资,既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也提高了投资率。

    “消费不是刺激起来的,多数人收入提高了才有钱消费,社会保障搞好了才敢消费。中国有两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户口,他们大多数没有社会保障,也很少享受到公共服务,怎么敢消费?”王小鲁称。

    他认为,内需不足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还需要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入手,需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尽快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项补起来,把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搞好,通过改善转移支付机制,减少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改善公共服务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是解决对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

    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普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改善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还有改善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可做的事很多。一讲扩大内需,就只想到固定资产投资,一味把钱花在钢筋水泥上,这样的思路过于狭窄。

    “短期GDP增长率低一点即使到了6%又有何妨?只要就业基本稳定,就不会有大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是结构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短期硬要拉高增长率,就要影响结构调整,牺牲长远发展。”王小鲁称。

他认为,坚持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必然在不久的将来迎来增长复苏。为了中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必须全力理顺结构,忍受短期之痛也是必然的。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定力。(完)

 

 路透北京610 作者 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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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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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 wangxiaolu@ner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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